编者按：在2011年的末尾，我们用“关注”这个词来对应在这一年中留下独特印迹的人们。

　　我们对他们既非赞美，更非膜拜，我们觉得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普通人，过去一年中他们的言行蕴含的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具备的品质或智识。

　　当人民日报评论员“倾听沉没的声音”，对当下中国基本面问题的打量就具有了人性的温度；陈贤妹抱起小悦悦，善即在俯拾之间；律师们开始抱团共鸣，走的人多了，法治也就成了路；而天宫一号背后的年轻团队，则是百年前“少年中国说”的现实回响。

　　我们记住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难以企及的一面，而是因为每个人本可以像他们那样，或宽容、或善良、或敢担当、或有朝气地度过这一年。他们本不应该成为当下的稀缺资源，他们是可以也应该更好的我们。

　　这即是在这一年的终点向他们回望致意的原因：我们以此提醒自己，在关注他们之时，他们也在打量我们和我们所处的时代。

　　在依法办事的地方，一个律师和一百个律师的力量应该是一样的。但2011年是律师团活跃的年份。在重庆、常熟、北海、贵阳，律师们希望他们在法庭上的声音更大一些，于是，一个形式上的“加法”之后，律师团出现了。

　　个案上来看，律师团萌发于刑辩律师个体救援的紧迫性。但这些行动很快超出了个体意义，并辐射到了整个法律职业之上。它甚至成为律师行业参与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

 

　　4月，朱明勇、张凯、李金星等十二名律师赶赴江苏常熟，为六名打工青年辩护。律师们认为被告人是正当防卫，一审定聚众斗殴罪于法无据。11月，此案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

　　6月，律师陈光武、朱明勇、周泽、迟夙生、杨金柱、杨名跨、徐天明、王兴等集结广西北海，“营救”被抓的四位律师。介入案件当天，三名涉事律师被释放。经与当地司法机关数次短兵相接，开庭时间至今未定。

　　7月，朱明勇等数名律师又出现在成都，营救另一位被抓同行冯科。朱明勇没有公开参与营救的律师名单，他透露，都是律所的主任，分量不轻。当地检察院至今没有提起公诉。

　　9月，律师周泽公开寻求全国同行，一起为贵阳打黑系列案件被告人辩护，近百名律师响应。迟夙生、斯伟江也已加入其中。周泽说，当事人的委托书一份接一份递上去，贵阳司法机关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

　　一个又一个的“律师团”似乎正在起作用。虽然中国法律规定，一名被告人只能聘请两名律师，但是对顾问团没有限制。律师集体行动在今年可谓蔚然。

　　“律师团”成员中，有老将，有新兵；有冲锋陷阵的勇夫，有沉稳善谋的辩士。他们高调参与，依凭互联网传声造势，东西南北中拥者云集。

　　参与行动的，不限于委托书上的律师和顾问，也有人只是在背后默默关注。在北海案中，就有国内大牌的民商事律师希望给律师团成员提供数十万的经费支持，也有体制内的律师（在律协任职，平时不愿公开发声）在私下为律师团提供帮助。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时间出时间，有身份出身份。作为律师中凤毛麟角的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告诉记者，她去北海主要不在声援，而是调查情况。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深圳开会，她从黑龙江飞到深圳，拿着北海事件的调查报告追着几个常委不放，“他们至少得听一听。”迟夙生说。

　　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刑诉法草案，增加了律师伪证罪异地侦办的规定。律师们的合声多少得到了一点回音。

　　朱明勇今年就在四个“律师团”中来回作战。北海团，他是“技术总监”；成都团，他是召集人；常熟团，他是年轻律师们的顾问；贵阳团，他已经和律师周泽打了头炮。

　　朱明勇说，以往律师们大多单打独斗，也有过和其他律师一起做一个案子，但往往各自为政。在这几个“律师团”中，律师们的目标都很一致，就是合力阻击司法体制外力量的干预，“地方一些机关的恣意妄为已经引起法律人的群体性激愤。”

　　不同的人发出同一个声音，以引起外界更多关注。周泽希望更多同行加入贵阳打黑案，就有这样的目的。他承认，一个人代理打黑案件，势单力薄，有安全之虞，“说我收了几百万律师费，有关材料我都看到了。”

　　为了保持成员步调一致，北海律师团建立了重大事项一人一票的决策规则。

　　“如果声音很杂乱，就不能释放善意，也无法取得公检法机关的信任。”斯伟江说，在律师集体行动中，一些激情的因素有时也难以制约。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同声相应，概因同病相怜。

 

　　“再不行动刑事辩护就崩溃了！”得知前往北海的律师团成员被打，有着30多年刑事辩护经验迟夙生在机场临时起意，改飞北海，“我想他们（北海司法机关）打我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迟夙生说，律师都被逼到墙角了，集体行动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说白了就是大家一起吆喝，作恶的人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周泽说。

　　吆喝需要付出代价。“律师团”成员多是免费代理。几位律师团的活跃分子，今年都没有多少收入落袋。朱明勇、周泽今年大半年时间都在做免费代理的案子。对于他们来说，有过去的家底垫着，一两年不做案子，生计也不成问题。

　　是否参加集体行动，各位律师也有不同的考虑。周泽有意关注那些涉及重大公民权利的案件。斯伟江的标准是，实在没人顶上去，他就会出手。

　　有人分析，律师维权已经进入“第二波”，即商业律师的转型：一些已经解决了生存温饱的律师，开始转向对国家法治命运的关注。他们代理案件，不求金钱回报，更像是一种公益行动和公共参与。

　　用律师张思之的话说，律师就是办点讼事，维点民权，职责所在，公理系命。律师在法律范围内行事，虽为私人利益代言，实也为公共利益的维系者。

　　“律师团”是否开辟了中国律师新的参与公共生活之道，难以下判。

　　朱明勇说，律师抱团，仅仅想要回白纸黑字上该得的，跟讨债差不多。斯伟江的比方更简明中肯，“就是人多声音大。”他认为，这种维权方式在法治不彰的偏远地区更为奏效。

　　但是斯伟江也说：“在依法办事的地方，一个律师和一百个律师的力量应该是一样的。”

　　从已有的经验看，律师抱团更能展现道义的力量。在周泽参与代理的一起案件中，审判长发现律师们都是无偿代理，很受感动，对他说，“原来你们不是为了钱！”

　　北海律师团已经开始在各大法律院校中巡回演讲。在这个寒冬里，“律师团”更多传递的，是体制内外同道之人对良知公义的同气连枝。